明代嘉靖六年九月的一天，凌晨四点，著名哲学家、军事家王阳明在行军广西途中，舟过临江，提笔给在家协助处理家务的继子王正宪写了一封家书。在信中，王阳明除了说沿途都平安，只是自己咳嗽尚未痊愈之外，还刻意对族人王守度不听管教、不服从家规的行为提出了批评，他对正宪说：“汝在家中，凡宜从戒论而行。读书执礼，日进高明，乃吾之望。”对于不遵奉家规的族众，王阳明对正宪说，应该严格行使管教的权力，如果有败坏家风者，“我归来日，断不轻恕”。

　　王阳明的这番措辞，算是十分严厉了，王守度到底有什么过错，以至于要正宪“痛加惩治”呢？从这封信中看，王守度“游荡奢纵如故”是王阳明担心的大问题。在第二年给正宪的信中，王阳明说“守度奢淫如旧”，看来王守度的老毛病还没有改掉。从纯洁家风的角度，王阳明一直将恶俗、抗拒物欲的诱惑视为重点，也在给家人的书信中多次提及。他曾在给正宪的家书《示宪儿》中说：“幼儿曹，听教诲：勤读书，要孝弟；学谦恭，循礼义；节饮食，戒游戏；毋说谎，毋贪利；毋任情，毋斗气；毋责人，但自治……”

　　作为“心学”的开山鼻祖，如何做到“仁”是王阳明关心的核心问题。他提出的“致良知”观点，就是解释如何能做到“仁”。他认为，那些恶俗和物欲就是跟这一目标相反的元素。他在给弟子兼妹婿徐爱的家书《与徐仲仁》中，就特别强调了“毋为习俗所移，毋为物诱所引”的重要性。写这封信的时候，正是徐爱在参加科举考试中受了挫折之时。于是，王阳明在信中勉励徐爱，说在科举考试中一次失利没什么大不了的，“惟宜修德积学，以求大成”，也就是有德行、有学问，才是人生追求的目标。目标放高远了，自然就不会为眼前的诱惑所吸引，为欲望所左右。他劝徐爱不要放纵自己，也不要有懈怠之心，要向古代的圣贤取法，才能继续往前走。徐爱听从了王阳明的教导，不仅很快在再次应试中胜出，中了进士，后来官至南京工部郎中，而且被王阳明高调称赞其温恭甚至超越了老师，堪与孔子的著名弟子颜回同德。当来求学的学生越来越多，王阳明已经无暇周全照顾的时候，他就放心地委托徐爱替他指导来学者。

　　端正态度、约束内心是王阳明一贯主张的自我磨砺的手段，也是他认为能够帮助恶俗、抗拒物欲的方法。他在给徐爱的这封信里还举了一位长辈的例子，说他“聪明盖一时”，然而却无所成就，其失败的关键就是“荡心害之也”。能做到主动远离不好的习俗，抵御物欲的诱惑，首要的条件就是自己内心强大，有恒定的目标和长久的坚持，这样才能不为“荡心”所害。

　　在王阳明看来，年轻人一旦受物欲诱惑，便会追求一些没有价值的东西，这样反过来又会成为助长恶俗的势力。因此，他在给侄子王正思的信中说，“吾非徒望尔辈但取青紫荣身肥家，如世俗所尚，以夸市井小儿”，希望他“以仁礼存心”“以孝弟为本”，为祖先争光，为后代造福。王阳明打了个比喻，说“习俗移人，如油渍面”，即使是本身有德行的人，面对恶俗，都难以轻易独善其身，更何况年轻人呢！正因为王阳明认识到了恶俗的惯性力量强大，他才刻意在年轻的族众中强调要恶俗物欲的影响，从小端正他们辨别是非的能力，提升其自制力。王正思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，不仅中了进士，官至建宁知府，掌管一府政务，还有诗文传世。

　　王阳明意识到要恶俗，抗拒物欲的诱惑，光靠年轻人自己努力是不够的，因此给克彰太叔写信，要他在“严缉家众，扫除门庭，清静俭朴以自守，谦虚卑下以待人”上多下些功夫，以树立个好榜样，这样才能在家族内部做到有善可从，族人也才会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言行，知恶能改。王阳明生活的时代虽然是近五百年前的事情了，但他对端正家风，教导子侄辈要克制欲望、抵御诱惑等方面的思考与努力，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。（执笔解扬）

　　人非圣贤，谁能免俗，孰能无诱？但面对习俗或物诱，要有自己的正确判断，有自制，有定力，有约束，不能随波逐流，放纵无度，无所顾忌。

　　习俗中有优秀的精华，仁义礼智信，温良恭俭让，就是中华传统文化积累的优秀习俗，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，也是中华文明传承延续的血脉。习俗中也有不好的东西，游荡奢淫、竞尚鲜华、争豪斗富、不务实事、不守法度、交游为业等，都是令人不齿的“恶俗”。“恶俗”的本质是私利、贪婪，是在错误价值观引导下的有害风气。“恶俗”产生“恶吏”、恶人，沾染上这些“恶俗”，轻则个人误入歧途，身败名裂，重则世风颓败，国破家亡，历史上的此类先例可谓比比皆是。

　　正因认识到沾染上“恶俗”的后果，秦统一后，首先就将端正风俗、“除其恶俗”作为立法和治理的重要内容，要求官吏“正行修身”“忠信敬上”“清廉毋谤”“举事审当”“喜为善行”“恭敬多让”等。历史上有很多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教育家也都留下铮铮之言，教育子女、弟子抵恶俗，拒物诱，成为有用之人，诸葛亮的《诫子书》，司马光的《训俭示康》，颜之推的《颜氏家训》，清代的《弟子规》，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。（本文摘自《卜宪群评点传世家训》）